自父亲去年8月23日驾鹤仙归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回忆儿时的欢声笑语和融融亲情,缅怀过去几十年来与父亲共同患难的岁月。我们阅读着上百封他写给儿女们的书信。情是那么真切,心是那么贴近,思念和亲情驱使我们回到了家乡,去瞻仰那抚养他成才的故乡和亲人们。由父亲的学生施华屏先生陪同,我们探望了父亲生前帮助过的好友,拜访了曾与父亲共同生活过的亲戚,参观了父亲读书和居住的地方。特别是“文革”开始,父亲蒙受迫害被遣送回老家,直至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伯伯和副院长谢海燕伯伯请父亲到该院任教,14年来他一直带着“坏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接受改造。住在那低矮潮湿的小茅草屋里,还带着两、三岁的儿女,用茅草铺在地上当床睡,拾根树枝当筷子,吃的是土豆和玉米,盖的是硬邦邦的破棉絮。那时那刻,他牢记潘天寿公公的谆谆教诲,置生活的艰辛全然不顾,刻苦勤奋地学习。他履行着“不与人争与己争”“不羡虚名百岁巅”的格言,不论风云变幻,亦不论生活条件多么恶劣,将金钱、名利置之度外,视艺术为第一生命。他坚强、自信,累了睡在茅草地上,醒了又沉醉于执著的追求和艺术的构想。正是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在艺术的殿堂里孜孜以求,卓绝地将诗书画融为一体,奠定了写意花鸟绘画极其厚实的功底。
看着父亲的遗作,我们仿佛看到那幅珍藏在中南海老干部大礼堂的名画《残荷雪景》,仿佛看到珍藏在泰国皇宫里的《一品红》,那幅悬挂在日本皇宫的《飞雪落纷纷》,以及在日本荣获“国际书画最高荣誉奖”的盛况。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总理纪念馆、宋庆龄故居、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为他联合举办的八十寿展书画展上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洋溢着父亲对人民对艺术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翻阅着父亲生前写给我们的书信,字里行间渗透着父亲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乌云遮天之际,我们在各自岗位上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却时常用书信和诗词激励我们要忠诚于祖国和人民。1976年春天,正当我俩入党前夕,见到我们单位党委组织部派来人进行外调,他喜出望外,心里感到无比自豪,依依不舍地将外调同志送出家门三、四里地。1978年当他闻悉儿子被清华大学分校自动化系录取时,更是眉开眼笑,觉得儿女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教导。
“四人帮”倒台时,他按捺不住心情的欢悦,欣然命笔,吟诗作画,极尽自己的灵感和才华,讴歌春意盎然的神州大地,攀登着他这一生中艺术创作的巅峰。
父亲的品格和言行,默默地影响着我们这群孩子们。我们兄弟姐妹不辜负他的期望,都在寸步维艰的逆境中,在崎岖坎坷的小道上自立、自强地奋勇攀登着,直至取得显著成绩。正如父亲在1981年除夕赠潘婆婆《鹧鸪天》一词中的得意之词——“儿女春风皆千里,不负余生度晚年”。
爸爸,您安息吧!在这里,我们兄弟姐妹想对您老人家说,我们记得您的教诲,懂得如何朴实做人。
2000.8.23